萨拉丁突突队阵容搭配 平民萨拉丁阵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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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航空442号航班离开柏油碎石跑道，掠过墨绿色的橘园朝大海飞去。阿卜杜勒－阿齐兹·科里纳上尉向下望着方方正正的特拉维夫街区，数小时之前，他也是这样入迷地向下望着因为终于能够建立犹太国家而庆祝的人群。上尉解开安全带，点燃一支香烟。他终于安全上路了。七小时之内他将抵达巴黎，从那里他将搭乘另一架航班飞往他的目的地布拉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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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上尉能够登上这架瑞士航空的DC-4(1)，多亏了叙利亚最近获得独立，使它能够和另一个仅有的阿拉伯国家黎巴嫩一样拥有一项特权：在国际武器市场上公开购买军火。自从独立以来，一大批制造商的推销员、中间商、准走私贩，国际武器交易这个奇特世界里的各色人物，便将曾就读于麻省理工学院的叙利亚国防大臣阿赫迈德·谢拉巴提（Ahmed Sherabati）的办公室围了个水泄不通。一个比利时人以每支52美元的价格提供5万支微型冲锋枪，一个西班牙人则以每支37美元的价格提供2万支二手毛瑟枪，一个瑞士人提供81毫米迫击炮，而一个名声不大好的意大利人企图兜售M4“谢尔曼”中型坦克。还有没有撞针的步枪、没有枪管的机枪、没有炮的坦克、没有引擎的飞机，等等。那些战后的日子里，欧洲实际上已经成了一个超大军火库，向每一个口袋里有国家债券和现金的人敞开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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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国防大臣最终决定无视那些挤在他办公室里的机会主义者，将他的第一份订单给了欧洲最有经验的军火制造商，捷克斯洛伐克的布尔诺国营兵工厂（Zbrojovka Brno）。叙利亚上尉正是要赶往布拉格确认所订货物，并设法将其转运到大马士革。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标准而言，一万支步枪似乎微不足道。然而，以用来对付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标准而言，这些可算是绰绰有余。这份订单，它的一个副本就折叠在上尉的手提包里面，事实上其数量已经是全部哈加纳核心武库军火的两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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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叙利亚军官后面的几排座位，还有一位使者，虽然身材矮小，但他穿的外衣还是明显小了，他的衬衫袖口从外衣袖口露了出来。他仔细读着希伯来文报纸《达瓦尔》（Davar）。一支牙刷、一本皮面《圣经》以及一本《浮士德》，再加上这份报纸，就是这个专心读报的人的全部行李了。他外衣里面的巴勒斯坦护照表明，他叫乔治·亚历山大·维布拉尔（George Alexander Uiberall），是公共建筑公司琐勒·博涅（Solel Boneh）的商务指导。事实上，这份护照只有两点是真实的：乘客年龄，31岁，以及照片：圆脸、眉头紧蹙的表情、两道浓眉下坚毅的双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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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真名叫以户·阿弗里尔（Ehud Avriel）。他根本不是什么琐勒·博涅或什么其他商业机构的业务指导。然而，他去欧洲也是公务在身，这公务与阿卜杜勒－阿齐兹·科里纳上尉受命执行的公务如出一辙。以户·阿弗里尔飞往欧洲也是为了购置一万支步枪。他为哈加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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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小时前，一辆破旧的灰色福特轿车开往耶路撒冷北部的纳哈利耶（Nahariya）的基布兹。“洗个脸，换身衣服，”司机告诉他，“我带你去耶路撒冷，老板要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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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弗里尔并不感到吃惊。十年来，这位安静的奥地利知识分子献身于犹太复国主义的事业，取得不少极为瞩目的胜利。先在维也纳，然后在伊斯坦布尔、雅典，最后在巴黎，阿弗里尔监管着犹太人最不同寻常的冒险事业：将数千名犹太人非法移民到巴勒斯坦。在战争中期，他成功地在希特勒集中营里安插进了他的人。来自欧洲的十多万犹太人都要感谢阿弗里尔及其组织将他们从纳粹的地狱中解救出来，安全送到应许之地的彼岸。现在，在回到巴勒斯坦不足两个月后，他将再一次应召离开家庭和基布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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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时以后，阿弗里尔进入耶路撒冷的犹太代办处大楼一间摆满书籍的办公室。在书桌后面，神情冷静，敞领衬衫上的折痕清晰可见，大卫·本－古里安正等着他。本－古里安以阿弗里尔从这位犹太领袖那里很少听到的语气对他说，巴勒斯坦犹太定居点的存在将仰仗他现在要去执行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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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着，我年轻的朋友，”他说，“战争很快就要在这里打响。阿拉伯人已经万事俱备。他们有五支军队，早晚会入侵我们。联合国投票之后，在巴勒斯坦我们就会面临一场迫在眉睫的阿拉伯暴动。和1936年发生的事比起来，简直就是小儿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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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告诉阿弗里尔，自己要送他去欧洲，用他帮助非法移民的经验去购买军火：“我们要改变策略。我们再也没有时间将四支长枪塞进一辆拖拉机，然后坐等它们运抵海法(2)。我们要迅速行动，不可迟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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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日内瓦瑞士联合银行有100万美元，可以随意支用。”本－古里安说。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仔细的纸，上面有打字机打出来的六行字，他补充道：“这是我们所需物品的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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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弗里尔看着清单：10000支步枪、100万发子弹、1000支司登冲锋枪、1500挺机枪。就在阿弗里尔扫视着清单时，本－古里安又从办公桌上拿起第二张纸。那是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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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有个犹太商人叫克林格尔（Klinger），他说可以帮我们搞到这些，”本－古里安说，“你立刻去巴黎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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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这位犹太领袖从桌边绕了过来，手重重地落在阿弗里尔的肩膀上。“以户，”他说，“你可得给我们弄到这10000支步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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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以户·阿弗里尔的航班行将抵达终点的时候，两个男人在特拉维夫海边一幢褪色的、涂着浅红色灰浆的房屋里碰头，他们将负责阿弗里尔所需要的这些军火。这间没有什么明显特征、名为“红房子”的屋子位于海雅孔（Hayarkon）大街44号，是哈加纳的秘密指挥部。这两人中有一位是杰出的考古学家，也是那位48小时前见到首批死海古卷的人的儿子。1947年夏，大卫·本－古里安命令伊果尔·雅丁（Yigal Yadin）从古代阿拉伯碑文研究转行，任命他为哈加纳的首席作战局长，研究当代阿拉伯人的作战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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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夏尔·沙哈姆（Mishael Shacham）是哈加纳的一台超负荷机器人。他从11岁起就为犹太人的事业扛枪打仗，当时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在他出生的定居点站岗放哨。沙哈姆因陋就简，创建了哈加纳的第一家弹药工厂。他将木工、电工和水管工技能，同他作为魏兹曼研究所科学家的天才融会贯通，在1938年帮助研发了一种革命性的炸药，即使被水浸过也能引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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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人被召唤到了雅科夫·多里（Yaakov Dori），哈加纳主要成员的办公室。哈加纳已经拥有了一个简陋的联络系统，红房子通过无线通信和每一个犹太定居点联系在一起，其地区长官每天向特拉维夫汇报他们地区的行动，他们的报告收录在一份中央日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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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吃惊的是，那年冬天，哈加纳的指挥官最关注的日志条目并不是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暴动。它记载了一个不大重要的事件，但是这一事件在雅科夫·多里看来，乃是冲突即将爆发的致命先兆。一辆从纳塔尼亚开往耶路撒冷的犹太巴士，在吕大机场附近遭到阿拉伯枪手的伏击。在攻击中，三女二男死于非命。多里指着关于这次伏击的日志记录，告诉沙哈姆，他要担负起保证犹太人出行安全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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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胜负就在这条通往耶路撒冷的道路上，”他说，“我们的生存全靠这条交通线了，你必须确保道路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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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哈姆和雅丁回到了雅丁的办公室。墙上展开的是一张16开、1:100000的耶路撒冷俯瞰图，那是1945年英军第512勘探公司绘制的。红色的大头针遍布在这张巨大地图的每一个角落，其标志的位置表明沙哈姆要完成的任务多么艰巨。从北部黎巴嫩前线到南部内盖夫的小店，从地中海到死海，每一枚红色大头针都代表着一个犹太人定居点，沙哈姆现在就要负责确保连接这些定居点的交通线畅通无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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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枚红色大头针下都钉了一张写有希伯来文的白色小纸条。它们概述了雅丁于六个月前受命放弃学术研究，给每一个定居点分配的作战任务的目标。这是哈加纳的头号战略文件，称为D计划，D表示Dalet(3)，其基本的前提是：一旦英国退出，犹太人如果试图建立一个犹太国家，巴勒斯坦必然爆发战争。它还假定，不管采取何种措施来确保耶路撒冷避免冲突，战争必然席卷该城，并蔓延至国家所有其他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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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计划预见到在英国退出之前和退出之际，将会存在一个暂时的真空阶段。在此生死攸关的第一阶段，该计划规定，每一个定居点的任务是采取工事防御，确保生存下来，直到开展运动战的部队发挥作用。这些散布在各地的定居点能否幸存下来，有赖于哈加纳能否在英国人离开巴勒斯坦之前获得所需的人员和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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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头针一个接一个地延展开来，就像不规则的蛛丝布满整张地图，这些绵延数英里的公路被哈加纳视为决定胜负的关键。要到达目的地，这些道路必须穿越大片完全由阿拉伯人控制的地区。在绵延数十英里的公路上，哪怕一条最平缓的弯道、一座小山包，或者一条水沟、路边挨挤在一起的房屋，都可能为一次灾难性的伏击提供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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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雅丁和沙哈姆面前的第10号地图上，没有一条孤悬的公路像横跨地图中心、西北—东南走向的道路那样危机四伏。穿越整张地图的粗红色线条表明其重要性，这条45英里长、高于海平面2500英尺的路，是通往巴勒斯坦最大、最重要的城市，十万犹太男女老少定居的耶路撒冷的主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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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一条古代商旅通道，也是圣经时代的公路，即罗马军团的“沿海的路”（Via Maris），这是一条朝圣者、十字军、萨拉森人、土耳其人前往犹底亚山的道路，沿途的每一座里程碑上都镌刻着这片土地受尽折磨的历史。从特拉维夫和雅法郊区，这条道路经过一片丰产的、青翠的橘园，抵达途经的第一个村庄，那是一堆古代砖石建筑，在地中海阳光下褪成灰白色，村庄叫作拜特·大衮（Beit Dagon），以非利士人的鱼神大衮命名。再往下六英里，它经过占地数十公顷的巴勒斯坦最大的英军营房——萨拉方德（Sarafand）。从那里，这条道路进入阿拉伯地区，其标志就是东方地平线上的一座塔身细长的宣礼塔，向人们发出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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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莱曼大帝创建的、狮心王理查劫获的、萨拉丁摧毁的、埃及马穆鲁克重建的、拿破仑强攻的拉姆勒（Ramle）社团——这条道路上的阿拉伯第一大镇，亦世代为商队袭击者和土匪的啸聚之处。就在附近，穿过一座光秃秃的、太阳晒得发白的山头，就是圣经时代的城市基色，埃及法老把女儿嫁给所罗门的嫁妆。在这个地方，这条道路绕过圣经时代的梭烈谷，就是大利拉出生、参孙点燃狐狸尾巴烧坏非利士人庄稼的地方。沿着向东蜿蜒而去的一条弧线，穿过一片开阔的葡萄园和麦田，这条道路便进入亚雅仑谷，也就是太阳因约书亚而停留的地方。在谷地的出口处，矗立着1947年巴勒斯坦两个相互矛盾的象征：铁丝网环绕的英国警察的掩体，从山腰挟制着八英里的道路，而经过一小片洼地，则可以看到拉特龙严规熙笃会修道院的红瓦屋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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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修会种植葡萄的梯田下面，有一座为耶路撒冷供水的泵站和一处古客栈遗址。道路两旁平坦的土地上峨然耸立起一片松树林，就像站立的哨兵，标志着道路开始进入通往2000英尺高的犹底亚山地的峡谷。那是一片郁郁葱葱、令人惬意的地方，阿拉伯语叫巴伯·艾尔·瓦德（Bab el Wad），峡谷之门——数月内，这个地方将成为巴勒斯坦犹太人为一个称作以色列的国家不得不付出代价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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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里开始，大约有20英里蜿蜒曲折的道路湮没在谷底，两边都是陡峭、难以攀越的岩壁和森林。每块岩石后面都可以隐藏一个枪手，每一个弯道都可以设伏，每一个树丛都可以掩护一批突击队员。甚至那些栖息在岩壁上，可以俯瞰峡谷的部落群体，也都在阿拉伯人的掌控之下：卡斯特尔，紧挨着一座十字军堡垒的废墟，而这废墟又建造在一座基督时代扼守着耶路撒冷西部通道的罗马城堡上；阿布·戈实（Abu Gosh），就是大卫将约柜隐藏20年，伺机进入耶路撒冷的地方；科罗尼亚（Kolonia），提多围攻耶路撒冷时的罗马军团屯兵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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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道路一直要到犹底亚高地和基尔亚特·阿尼沃姆（Kiryat Anavim）的基布兹，犹太旅客才会再次感觉到安全一些。接下去的数英里，就一路上行到最高点。从那里出发，只有到了一条左行的弯道尽头，也就是耶路撒冷郊区，人们才能最终获得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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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圣经时代的骆驼商队、罗马人的战车、狂热的十字军军团之后，突突作响的犹太人拖拉机和巴士现在正费力地穿过这条通往耶路撒冷的峡谷，将各种城市生活必需品搬运进去。如何保护这条脆弱的交通线，成为一个巨大的、几乎不可能解决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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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沙哈姆和雅丁思考着耶路撒冷的未来之际，耶路撒冷正忙着救治这一天暴乱造成的伤员。严厉的宵禁最终让商业中心的阿拉伯抢劫者绝迹。这个一度繁华的地区变成了一堆脏黑混乱、死气沉沉、臭气熏天的废墟。在犹太人商店上面的公寓里，萨米·阿布琐安正站在窗前仰望夜空，思考着愤怒的国人造成的后果。他的电被断了，他的电话、煤气也都被切断了。他现在沉浸在一片黑暗之中，倾听附近还在冒烟的杂货铺发出的尖厉的噼啪声。这种令人不安的噪声彻夜回荡。那是数百只沙丁鱼罐头间歇的爆炸声。阿布琐安气愤不已，认定自己已经受够了。他要离开商业中心，尽快找到一个避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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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的贝里路（Rue de Berri），巴黎《先驱论坛报》办公室对面的加利福尼亚饭店卧室里，灯光灰暗，香烟缭绕。大卫·本－古里安派去巴黎购买一万支步枪的那个男子坐在床边，绝望地摸着自己的光脑袋。原本可以为以户·阿弗里尔打开欧洲军火库大门的商人，对于如何购买步枪就像阿弗里尔对如何购买玫瑰花一样知之甚少。阿弗里尔不顾一切地要寻找能够替代他的人，他花了一整天，几乎把每一个欧洲的假冒军火商都访问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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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最后一位访问对象，罗伯特·亚当·阿布拉莫维奇（Robert Adam Abramovici），此刻正坐在他的面前。这是一个罗马尼亚犹太人，在巴黎经营小型进出口业务。他略带着一些害羞的表情，向阿弗里尔解释说：1943年，他乘一条小帆船偷渡到巴勒斯坦，但是没能在那里待下去。应许之地太拘束、太斯巴达化了。“我喜欢过好日子，”他承认，“我喜欢马、女人。所以战争一结束，我就到法国来了。如果不是我贪恋好日子，那么我还是一个巴勒斯坦人，本－古里安派来购买军火的，就不是你，而是我了。”他透露说，他曾经是战前欧洲最大军火制造商的罗马尼亚代表，那家工厂的经理还是他的好友。“他们会卖给我们急需的货。”他告诉吃惊不小的阿弗里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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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手提箱里拿出两份产品名录。阿弗里尔眼睛里闪耀着好奇的光芒，迅速浏览起塞得满满当当的军工厂的照片，他觉得这真是一个巨大的兵工厂，就连想象力丰富的本－古里安也会感到出乎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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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布拉莫维奇警告说，要购买这些武器，还有一个重大限制。制造商不和个人，只和主权国家授权的代表谈生意。既然一个犹太人的国家再过几个月才能正式成立，阿弗里尔还必须从某个国家取得官方的证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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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弗里尔想了一会儿，命令助手到庞提乌（Ponthieu）大道53号街角的办公室，他曾经在那里替犹太代办处指导秘密移民的活动。在他的旧书桌最下面的抽屉里，有一份文件夹，里面就有他们这个难题的解决方案。那份文件夹上写有一个国家的名字，它只在圣经时代，在所罗门和示巴时期和犹太老百姓发生过联系。一年以前，阿弗里尔花1000美元，从海尔·塞拉西一世的驻欧特使、一位白俄罗斯王公那里，买下了100份有埃塞俄比亚驻巴黎使团签名盖章的信笺。他用它们来为犹太移民制造假签证，以便穿越法国全境，抵达秘密的出发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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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手带着文件夹回来了。还剩下八份信笺。阿布拉莫维奇看着它们，脸上洋溢出兴奋的、难以自禁的笑容。这些正是他们急需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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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布拉莫维奇从口袋里拿出两只信封，自己留一只，另一只给了阿弗里尔。还是这个罗马尼亚美食家想得周到，里面放着机票，目的地是他的前雇主的武器制造工业总部所在国的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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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阿弗里尔庆幸自己在巴黎饭店里时来运转之际，远在1500英里之外，一位喜气洋洋的阿拉伯上尉也在庆幸他在欧洲的使命大功告成。就在阿布拉莫维奇和阿弗里尔交谈时，阿卜杜勒－阿齐兹·科里纳也在布拉格贝尔切里多（Belchrido）大街20号，捷克制造商的现代化办公大楼里购买武器。到达后的24小时内，他就心满意足地获得了他的国家要订购的10000支E-18毛瑟枪和100支MG-34轻型冲锋枪，并且开始安排托运到大马士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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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座现代化办公楼里待了一个下午后，这位年轻的上尉若是知道即将造访此地的下一位客户的身份，他的满足感就会马上打折了。当科里纳上尉在宾馆里用餐时，另一位客户正在打点行装——一支牙刷、一本《圣经》、一本《浮士德》——准备前往布拉格。以户·阿弗里尔已经安排好日程，准备在贝尔切里多大街20号和布尔诺国营兵工厂的老总们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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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而言，以户·阿弗里尔在贝尔切里多大街20号的出现，标志着斗争进入了最新阶段。这是生死攸关的阶段——寻找武器捍卫自己，如同寻找灌溉农田的水源一样残酷。直到1936年，用来守卫基布兹和驻防村庄的武器，都是从那些击退抢掠者的阿拉伯人手里买来的五花八门的步枪。有一年，海法港口运来了一批拖拉机、压路机、蒸汽锅炉等貌似平常的货物——那些机器的空腔和缝隙里都塞满了武器弹药——从而一举结束了杂乱无章地采购武器的做法，开始了一个更为系统地装备哈加纳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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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这桩买卖的，是一个警察局前探长，耶胡达·阿拉基（Yehuda Arazi），后来做了橘子出口商。他是个很有计谋的美男子，耍阴谋诡计的本领，和泡漂亮女人的品位一样高超。为了掩护在华沙总部的活动，他从公开拍卖的槌子下，把一个债务缠身的农机商店店主解救了出来，并控制了这家商店。每周六，等到最后一名工人下班，阿拉基就和感激涕零的店主一起，拆卸花了一个星期组装好的拖拉机和压路机，塞满武器后再把它们重新焊接好。经过三年的拆卸、组装，阿拉基这家小小的农机商店，向巴勒斯坦走私了3000支步枪、226挺机枪、10000颗手榴弹、300万发子弹，还有数百门迫击炮，而他最引以为豪的，就是走私了三架小飞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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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哈加纳开始了史上最不寻常的武器采购计划。可以说，这是从1945年初夏的一个夜晚，在特拉维夫一家路边的咖啡馆开始的。那天晚上，哈伊姆·斯拉文尼（Haim Slavine）正在读报，目光停留在一条华盛顿特区发来的电讯上面。该电讯说，美国军工领域有70万台几乎全新的机床，将在未来数月内变成一堆废铁。斯拉文尼站了起来，回到家，向大卫·本－古里安起草了一封信，信里写道：摆在巴勒斯坦犹太人面前的，是历史再也不会提供第二次的机遇。他强烈要求买下这些机器，并把它们偷运到巴勒斯坦，以此奠定现代军火工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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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拉文尼是一个坏脾气、性格暴躁的天才，精通化学、物理学和工程技术，再加上他对哈加纳军火计划的巨大贡献，能够确保他的来信得到重视，被仔细阅读。斯拉文尼白天是巴勒斯坦最重要的电站主管，夜里就成为哈加纳疯狂的化学家。他把两居室公寓的厨房当作小型武器实验室，生产TNT炸药，并实验制造手榴弹。他的来信转给了本－古里安，当时这位犹太人的领袖还在琢磨数星期前他的美国访客从雅尔塔带回的信息。在本－古里安看来，这封信将使得他的人民日后与阿拉伯人决一胜负变得具体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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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命令斯拉文尼立刻去纽约，要他联系美国最著名的犹太家族的贵族后裔。自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作为海军上尉访问巴勒斯坦以来，鲁道· G.苏纳伯恩（Rudolf G. Sonneborn）在他生活中只关注两件事——犹太复国主义和家族化工垄断企业。在本－古里安的请求下，他组织了一批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领袖，成立了一个名为苏纳伯恩研究所的团体。其成员由苏纳伯恩亲自挑选，他们保守秘密，不论在地域还是实业领域都在美国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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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的帮助下，斯拉文尼开始工作。他把自己和一叠偶然在纽约报摊发现的过期的《技术机械》一起，关在一家宾馆房间里。他从这些旧杂志的照片中，仔细记住军工业必备的机器零件细节。然后，为了避免自己水平有限且口音重的英语引起怀疑，斯拉文尼装扮成聋哑人，开始出发游历美国的各个机床中心。他从一个城市游历到另一个城市，装扮成废金属零售商，购买钻床、车床、研磨机、镗床。有些机器的功能仅限于生产军火，因此必须根据美国法律予以破坏。这些机器的零件散落在各处，为了找到这些他不能购买的零件，斯拉文尼还组织了一队清扫工，去冲洗国家垃圾场。每件机器买回来后，都会装运到斯拉文尼位于帕克大道2000号一处废弃的奶牛场的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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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次庞大的购买使命结束时，斯拉文尼已经获得了能够日产50000支步枪或机枪所需子弹的设备，可以完成1500道必要工序、用于制造机枪生产流水线的机床，以及制造81毫米迫击炮的装备。斯拉文尼用废金属的价格、按重量计算购买的这一大批机器，只花掉区区200万美元。按照数月前这些机器的新品价格计算，其总价超过700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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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送到巴勒斯坦是一个巨大的难题。设备的体量太大，以至于耶胡达·阿拉基那种把一些小件物品装进蒸汽锅炉的老伎俩已经用不上了。用尽全部的技巧和耐心，在奶牛场将这些机器组装成功之后，斯拉文尼又将它们拆卸成螺栓螺母。当他做完这些工作后，总共有75000个零件散落在奶牛场的地板上。斯拉文尼亲自分类，按照他发明的编码一一编号，然后经过毫无规律的拣选，将这些零件混合、装箱后，再以虚构的阿拉伯制造商的名义，在申请进口35吨纺织机械并获官方出口特许后，将这些零件运往巴勒斯坦。由于被彻底打乱，过海关时，只有天才工程师才有可能识别这些机器零部件的真面目。一箱又一箱的零部件，就这样经英国海关溜了进来，为了加快速度，有些关节还要好好打点一番(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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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联合国投票巴勒斯坦分治的那天晚上，这些装箱的零件已经妥善地隐藏在巴勒斯坦各地的基布兹里面，就等着拆箱组装了。在投票和英国人完全离开巴勒斯坦之间，漫长的延宕，令犹太人的领袖陷入两难境地。他们是否应该冒着被英国人发现的危险，立刻组装斯拉文尼带进来的装备，以便在英国人离开的那天就能满负荷生产？或者，他们是不是更应该将这些设备妥善地隐蔽起来，直到英国人离开，虽然明知他们的国家诞生后的最初几周里，他们最需要的这些武器会因此无法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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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丢失这些装备的风险看来实在太大了。对曾经在特拉维夫那家咖啡馆里展望过军工业的工程师而言，这一决定使他一生中最骄傲的时刻推迟了。这个时刻就是，当他的最后一台机器组装完毕并且开动时，哈伊姆·斯拉文尼可以引以为豪地说：他将有75000个部件的机器，从他在纽约的奶牛场装运到以色列的基布兹，途中没有丢失哪怕一个螺帽、一颗螺丝钉、一片垫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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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C-4是道格拉斯飞机制造公司发明设计的四发动机螺旋桨客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广泛使用，战后改为民航飞机，最多可载86名乘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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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海法（Haifa），以色列北部港市，西临地中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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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希伯来语表示“四”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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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只有一次，阿拉基的货物未能按时抵达目的地。由于接到警告，得知英国情报部门正准备拦截运输用于制造子弹的机床，阿拉基在最后一刻更改了主意，将他的货物运往显然不够友好的目的地贝鲁特。可以说是奇迹，黎巴嫩海关居然没有调查这次托运的货物。在有担保的仓库里面待了两年后，这批货物最后还是被偷运到了海法。战后，在一家基布兹的农田里建造的小型地下兵工厂里，这些部件被组装起来。到1945年底，这里开始输出巴勒斯坦首批本地产的军火。——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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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那些海关官员在当时的困难时期油水颇丰。1969年秋天，在纽约，鲁道夫·苏纳伯恩向本书作者之一估计，当一些关键货物运进巴勒斯坦时，为让英国海关官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大约25万美元研究所的经费转入了在瑞士银行的账户。——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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