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狱长是监狱长吗 狱卒的长官叫什么
都市快报
作者： 记者 程潇龙 编辑 陈筱妍
浙江第一监狱
昨天，快找人收到一份很特别的“寻人启事”——
寻找民国浙江陆军监狱的最后一任典狱长陶礽
生平不详，
浙江绍兴人，
系国民党少将军衔
自1927年至1949年，
陶礽历任杭州监狱（即浙江第一监狱）
浙江陆军监狱典狱长，
长达22年之久
寻人的是浙江监狱陈列馆副馆长邹雨龙。
为什么要寻找半个多世纪前民国时期的一个典狱长？
“他是浙江监狱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在他身上发生的很多故事，也是杭州历史的一部分。”邹副馆长说，寻找他的目的，是为了丰富陈列馆的史料。“这位典狱长一生传奇，我们很想知道，他后半生更多的故事。”
半个多世纪前 西湖边有个很神秘的地方
当年，在离西湖不远的西大街（现在的武林路）上，有一条直通小车桥的胡同。
一眼望去，里面像是一个颓败的大户门庭：方砖甬道、廊檐重叠、瓦壁灰暗、苔藓暗绿。
走进去，胡同的东墙，高得遮住了太阳光，墙的里面，就是浙江陆军监狱。
监狱四周筑的是双层高墙，墙上电网森森，东北、西北两角都设有瞭望全监的岗楼。
里面偏南处的空地，特设一个刑场，场东有一排木柱，行刑时会捆绑被枪决的人犯。
浙江陆军监狱，当年门牌号是钱塘路6号。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后，这里是浙江省公安厅劳改局的办公地点。
今天，这里是武林路1号，望湖宾馆所在地。
据《杭州地方志》记载，浙江陆军监狱始建于1912年5月19日，前身是杭县迁善所（习艺所），原本是封建军阀的老监狱，囚禁军事犯、盗窃犯及其他刑事犯的。
1927年（民国十六年）夏天，一个叫陶礽的绍兴人来到这里，任典狱长。
这个绍兴人，在此之前，他身在北京，曾是京师第一监狱第三科科长。从1915年（民国四年）开始，他通过数年的努力，扩建了新北监。
当时的新北监规模不小，可容纳男女犯人1000多人。
作为绍兴人，陶礽不乏浙江人的精明才干，十分善于经营。
他为犯人开辟了工厂，新北监开办时，上级只给了他经营资金“基本金三千元”。
但经过9年多努力，在离开北京回浙江时，“交出时计盈余十七万元。”其中“仅印刷一科每年盈余常在万元以上”。
他每年生产上万打毛巾 在龙翔桥一带卖火了
因为太能干了，这个绍兴人备受上级器重，被调往杭州建设新监区。
陶礽在杭州的“第一站”，其实并不是浙江陆军监狱，而是很有名的浙江第一监狱。
南宋时期，这里是大名鼎鼎的大理寺狱所在地。
而在今天，这里有个杭州人耳熟能详的称呼：小车桥。1142年1月27日，南宋抗金名将岳飞即蒙冤屈死这里。
时光变迁，这一带，周边街巷的名称也几经变换。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原民国浙江第一监狱的历史建筑被拆，变为西湖时代广场。
但“小车桥”在杭州人记忆里一直没变，就像K49路等多条公交车的站牌，小车桥的站名至今保留着。
在宋亡后，小车桥为历代监狱所在地，清朝宣统三年（1911）又建监，初名为浙江模范监狱。1919年1月，改称浙江第一监狱。
据考证，陶礽从1927年（民国十六年）起在浙江第一监狱出任典狱长。
陶礽新上任时，这座监狱的管理是一团混乱，连最起码的运营资金都少得可怜。
从零开始，这个浙江人再次发挥了聪明才智。
新官上任一把火，他在浙江第一监狱兴办大批工场，如缝纫、织袜、织布、艺术雕刻、糊盒、刷印等工场，并亲自“督囚自造”。
陶礽的经商头脑无疑是天生的，他还在监狱的临街房内建起了一座“大超市”，美其名曰售品所。
这里专门寄售其他省内监狱的“优良出品”，但售价的5%归第一监狱。
由于地处热闹的龙翔桥菜场附近，“大超市”生意红火。尤其是第一监狱生产的毛巾，很受杭州人喜爱，每月出千打、每年上万打，仍然供不应求。
那一年他没有离开家乡 将十多名地下党员、进步群众保护起来
除了聪明能干，陶礽还是一个富有人格魅力的人。
在他的倡导下，浙江第一监狱还专门为贫穷的犯人，特别提供夏装和冬装两套制服。
在劳动上，他保证“人人可从事工作”，并“酬给赏与金”。
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陶礽离开多年经营的浙江第一监狱，出任浙江陆军监狱典狱长。
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杭州，接管了浙江陆军监狱。
原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政治部干部刘文山回忆说：“当时的典狱长是一个国民党少将，名陶礽，全狱伪警共65人。我军解放南京后，国民党把狱内关押的其他人犯都释放了，只留下18名政治犯，其中有中共党员，也有为党做事的进步群众。杭州解放前夕，陶礽的上司曾命他押送18名政治犯撤逃广州。也有人劝陶礽去台湾，按他的身份是够格的，但他却未逃，全狱伪警也未逃散。”
危城时刻！陶礽没有离开自己的岗位，他一直等待人民解放军到来，移交了浙江陆军监狱，确保了十多名地下党员的安全。
急寻“监狱长”的后裔子孙
邹雨龙副馆长说，自1927年至1949年，陶礽历任浙江第一监狱、浙江陆军监狱的典狱长，任职典狱长的时间跨度长达22年。
陶礽的监狱管理理念，深受民国监狱学家、京师模范监狱典狱长王元增的影响，尤其是对犯人的教诲教育和犯人作业等方面，均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解放后，他仍然关心社会公益事业。1949年12月，他向杭州市人民救济事业委员会，呈送亲自撰写的《京外各监办理作业情形及在监人民学习生产打通概况》和《浙江军监作业情况》，将自己二十多年来经办监狱的实况摘记出来，以供救济会参考。
邹副馆长说，“希望快报能刊登这篇寻人启事，我们想尽快寻找到陶礽的后裔子孙，来补充后来被湮没的史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