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航海时代4宝物道客　大航海时代4 宝物一览

5·18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节藻棁，何如其知也！”

【译文1】

孔子说：“臧文仲藏了一只大龟，藏龟的屋子斗拱雕成山的形状，短柱上画以水草花纹，他这个人怎么能算是有智慧呢？”

【译文2】

孔子说：“臧文仲在蔡地的时候，他居住的房子斗拱雕成山的形状，短柱上画以水草花纹，他这个人怎么能算是有智慧呢？”

我们说“译文2”也是一说。更多的专家还是认同“译文1”的说法。臧文仲给神龟造了一所僭越天子宗庙的房子。这都没关系，我们不局限于这类问题的讨论，只要是说臧文仲僭越了就可以不影响我们对孔子思想的理解。

臧文仲在当时被人们称为“智者”。他仗着自己的贤名，对礼的规矩并不太在意。不顾周礼的规定，收藏了蔡地出产的天子专属的祭祀神龟，还专门修建了藏龟的大屋子。更让孔子气愤的是他竟然用天子宗庙的“山节藻梲”式样来装饰这所大屋。在孔子看来这是严重的“越礼”行为。所以，孔子指责他“不仁”、“不智”。我们还记得《八佾》中孔子对管仲的评价吗？“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管仲虽然“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的丰功伟业而被孔子认为其“仁”，但依然要指出其“不知礼”。这就是孔子的“吾道一以贯之”。在“仁”和“礼”上是没有半点讨价还价余地的。

孔子一生饶过谁？贤能也不是僭越的借口。

臧文仲（?—公元前617年），姬姓，臧氏，名辰，谥“文”，谓臧孙辰。春秋时鲁大夫，世袭司寇，执礼以护公室。臧孙辰之“孙”为尊称，“臧孙”并不是氏称，“臧孙某”仅限于对宗主的称谓，宗族一般成员只能称“臧某”。故臧孙辰为臧氏，而非臧孙氏。跟季孙、孟孙、叔孙一样。

臧文仲登上鲁国政治舞台的时候，正值齐桓始霸、齐鲁力量对比悬殊，他受命于危乱之际，历事鲁庄公、闵公、僖公、文公四君，负斡旋之重任。臧文仲曾废除关卡，以利经商，于国于民，尽职尽责，充分显示出其军事及外交方面的才能。臧文仲博学广知而不拘常礼，思想较为开明进步，对鲁国的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

臧文仲认为“贤者急病而让夷，居官者当事不避难，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国家无违”。重民重国而轻财轻物反映了他的执政较为开明。他认为国君“罪己”，才能“兴也悖焉”，“罪人”则“其亡也忽焉”，“以欲从人，则可；以人从欲，鲜济”，废除税商关卡推动了新兴工商业发展，反映了他进步的政治和经济思想。在处理保民与守财的关系上，他劝庄公以名器请籴（dí，买米）于齐时，就认为：“铸名器，藏宝财，因民之殄病是待。”（《国语·鲁语上》）当齐孝公伐鲁的紧急关头，他说：“国急矣，百物唯其可者，将无不趋也。”臧文仲力阻僖公以残疾人为“旱备”的做法，提出了一系列抗旱保民的措施。“是岁也，饥而不害。”他认为应以“修城郭，贬食省用，务穑劝分”为旱备，并指出：“巫尪（wū wānɡ古代祈雨女巫）何为?天欲杀之，则如勿生；若能为旱，焚之滋甚。”其反对人祭，已具有初步的唯物主义思想。在当时“国之大事，惟祀与戎”的观念还极强的时候，难能可贵的是他能以国、以民为重而轻宝物、祀品。臧文仲扬名于世与他的高风亮节分不开。他从善如流，不耻下问，居要职而不居功为已有，赏罚分明，为世人所景仰。

鲁国大夫穆叔豹在臧文仲去世几十年后出使晋国时，与晋国大夫范宣子谈论何为“不朽”。穆叔豹说：“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谓乎！豹闻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三立”（立德、立功、立言）是古人评判历史人物的终极标准。在穆叔豹看来，臧文仲做到了“立言”，即他具有利国利民的真知灼见，这样的评价已经很高了。在《卫灵公》中还有一处孔子评价臧文仲的话：“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孔子说臧文仲是一个窃居官位的人吧！他明知柳下惠是个贤人，却不举荐他一起做官。孔子除了在《论语》中批评臧文仲外，《左传》中还有孔子指名道姓地批评臧文仲“三不仁三不智”的记载：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废六关，妾织蒲，三不仁也。作虚器，纵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左传·文公二年》）孔子说臧文仲做了三件不仁之事：使展禽（柳下惠）屈居自己之下，设置了六个关口以收税赋，让他的小妾织席贩卖与民争利。孔子还说臧文仲做了三件不聪明之事：给一个大乌龟盖一间大房子还按天子宗庙的风格装修，纵容夏父弗忌举行不合规矩的祭祀而不加以制止，让国人祭祀海鸟。

说到这里我们发现一个问题，这么伟大的臧文仲，与管仲的功劳几乎不相上下，但孔子为什么对他却只有批评却没有褒扬？为什么肯定了管仲的仁，而说臧文仲不仁不智呢？

臧文仲死于公元前617年，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也就是说孔子出生时臧文仲已死了六十多年，孔子比臧文仲小上百岁。他们之间不会有什么过节。即使与孔子有过节如晏子者，孔子也是不计前嫌而大加好评。

我们先来说说孔子给臧文仲罗列的六条罪状：下展禽、废六关、妾织蒲、作虚器、纵逆祀、祀爰居。

下展禽：即“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这不过是一个察人用人的问题。这是臧文仲与孔子在用人标准上的分歧，你觉得一个人优秀，而我并不觉得他优秀。这么个很正常的事情，被孔子上纲上线，拿来批评臧文仲。柳下惠（前720—前621），姓展，名获，字禽，食采柳下，谥号“惠”，故称柳下惠。鲁孝公之子公子展的后裔。柳下惠与臧文仲是同时期的鲁国大夫。鲁僖公时出任士师主掌刑狱。柳下惠不事逢迎，生性耿直，显得迂阔而不切实际，接连三次被黜免。柳下惠虽然仕途不顺，但道德学问却名满天下，个人修养方面还给我们留下个“坐怀不乱”的成语。不为各国礼聘他的高官厚禄所动心，得到了孔子的高度赞扬。从当时政治的现实性来看，柳下惠屡遭罢黜是合乎情理的。臧文仲辅佐国政，要对国家的内政外交、天灾人祸承担第一责任。他需要的是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实干家，而不是沽名钓誉的道德家或不切实际的空谈家。鲁僖公二十六年，臧文仲原计划亲自到国境上以文辞阻止齐孝公伐鲁之师，却因突然生病，改请柳下惠代劳，柳下惠却迂腐地说了一通小国与大国的相处之道，认为以文辞退兵不合礼，不可行。当时已经大兵压境，臧文仲没有时间听他高谈阔论，就毫不客气地打断他道：“国急矣！百物唯其可者，将无不趋也。愿以子之辞行赂焉，其可赂乎？”（《国语·鲁语》）臧文仲的首要责任是如何退兵，还顾得上什么礼俗？而柳下惠却叨叨什么“处大教小，处小事大”的僵硬教条，这不行，那也不行，迂腐如此之人，岂能不被“三黜”？孔子在此事上却偏向柳下惠，批评臧文仲“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还称他是“窃位者”。臧文仲作为国家的当权者，不需要柳下惠这样的不切实际的道德学问和指手划脚的高谈阔论。

废六关：关于“废”，有两种解说，一为废弃，二为新置。目前多数学者倾向于后一种说法。西周是宗法制社会，实行朝贡制度。宗主国的财政开支应该由诸侯国按时供奉，诸侯国则由士大夫供奉，无需通过设置税关征税来解决国家财政开支问题。到了西周中后期，宗法制度日渐式微，朝贡入不敷出，才出现通过设置税关来弥补国家财政收入不足的情况，这与臧文仲“废六关”的时间节点大致相符；三是孔子反对臧文仲“废六关”，认为是“不仁”之举，主要是因为这项措施破坏了旧制，与民争利，因此这里的“废”不应是废弃，而应是新置。

妾织蒲：臧文仲的老婆平时在家里编织一些蒲席，拿到市场出售挣点儿碎银子贴补家用。这在一般人看来是值得大大赞扬的美德，却遭到了孔子的激烈反对，还背贴上了“不仁”的标签。孔子是不是小题大做啊？我们知道，孔子提倡的“克己复礼”复的是西周的礼，孔子理想的社会是西周的社会，士农工商四民分业，各就其位，不得兼营，否则就会扰乱社会秩序。野人乡民只能种田，工人匠人只能做工，官家不能经商谋利。臧文仲的老婆织蒲出售有违孔子提倡的礼制，何况孔子不喜欢臧文仲这个人，当然要拿来批判。

作虚器：指的就是本章所说的“臧文仲居蔡，山节藻棁”。

纵逆祀：指臧文仲纵容夏父弗忌违礼之事。孔子认为臧文仲知礼却并没有能够有效制止违礼之事，是不够明智的。

祀爰居：这也是柳下惠与臧文仲之间的冲突。“爰居”（yuán jū）是一种罕见的大而漂亮的海鸟。一天，鲁国国都曲阜东门外飞来了一只爰居，三天都不飞走，臧文仲觉得奇怪，就同意了国人的祭祀请求。柳下惠觉得祭祀是国家的重要制度，祭祀活动一定要慎重，国人祭祀爰居违反了先祖的礼制。柳下惠从上古的黄帝开始说起，历数颛顼、帝喾、尧、舜、鲧、禹、契、冥、汤、稷、文王、武王……云里雾里，洋洋洒洒，对臧文仲提出严厉批评，他最后说道：“今海鸟至已，不知而祀之，以为国典，难以为仁且智矣。”（《国语·鲁语》）臧文仲听闻柳下惠的批评后，接受了柳下惠的批评并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还让人把柳下惠的话刻在竹简上传阅三卿。但这事儿并不能说明柳下惠在理。臧文仲是辅政国卿，有海鸟来栖引起了国人的关注和恐慌，他的首要责任是安定民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能采取祭祀的办法，此举无可厚非，至少臧文仲并没有什么企图之心。柳下惠却借题发挥，无理取闹，无端地对臧文仲提出责难和非议，这种迂腐任性的做法实在不足为取。

孔子评判历史人物时基本坚持两条原则：一是言行举止是否符合“礼”的规范；二是道德修养是否达到“仁”的境界。也可以说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儒家思想及行为准则。以此标准来衡量臧文仲，即便他辅政期间为鲁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很难得到孔子的认可。就像管仲为齐国做出巨大贡献也不过换来孔子“不俭”和“无礼”的评价一样。那么为什么孔子说管仲仁，却说臧文仲不仁呢？

在孔子看来管仲、臧文仲之流，都是权倾朝野的得势人物。他们为君上服务，并造福人民是理所当然的，是不值得褒扬的分内工作，也都称不上仁。孔子的仁标准很高，在评价自己的学生的时候，也都是某方面的才能还可以，但是不是仁就很难说了。管仲得到仁的评价，也不在这些基本政绩上，而是因为管仲对中华文化，甚至是不以武力追求人类和平方面的贡献。这就不是一国一族兴亡的事，也不是个人的技能或功绩的事情，而是上升到了华夏民族血脉的事，关乎人类文化进步的事。“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宪问》）孔子说桓公多次召集各诸侯国的盟会，不用武力，都是管仲的力量啊。这就是他的仁德，这就是他的仁德。这是说管仲能不以武力达到天下和平的目的，这就是仁！“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宪问》）管仲辅佐桓公，称霸诸侯，匡正了天下，老百姓到今天还在享受他的好处。如果没有管仲，恐怕我们也要披散着头发，衣襟向左开了。这是说，没有管仲的话，我们中原华夏民族就已经被周边野蛮的少数民族占领了。从这两点我们可以看出，孔子评价管仲仁，是因为管仲“尊王攘夷”，反对使用暴力，而且阻止了中原华夏民族被“夷化”，保住了华夏文化的血脉。反观臧文仲的政绩，并没有能提高到管仲这种高度的。

当然，孔子力褒柳下惠而痛批臧文仲，也不免夹杂了一些孔子个人的情感因素。孔子与柳下惠的政治际遇非常相似，两人都仕途艰辛，怀才不遇。柳下惠长期受到臧文仲等当权者的排挤，三次被罢黜。孔子也长期受到季氏等三桓的排斥，最后还不得不离开鲁国周游列国谋求官职。臧文仲和季氏等三桓都是世代掌握实权的重臣，必须致力于解决国家现实的矛盾和问题，必然要更多地考虑国家与民众的眼前利益，执政风格也就必须更加务实而不拘俗礼。柳下惠和孔子处在政治集团的边缘位置，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条件来研修古代典籍制度，更加理性地思考问题，他们自然会仗着自己渊博的学识和不烦的辩才对当权者吹毛求疵。俗话说，站着说话不腰疼嘛！他们的诉求注重长远利益，重视人类的发展，更加理想化，但他们的政治主张往往迂阔而远离现实问题。在政治实践中屡屡碰壁，从而导致他们在为人处世方面容易采取因循守旧，固执偏激的态度。政治上的局限性使得他们在评判历史，臧否人物时就难免失之偏颇，有失公允。

所以即使是圣人的话，我们也要客观地去分析，而不能简单照单全收。

道客村曰：

文仲辅国堪称能，

夫子尤指六罪行；

贤能亦不可僭越，

山节藻棁毁贤名。